【作者介绍】托克维尔，1805年出生于巴黎贵族家庭，1828年拿到法律学位就任凡尔赛法院见习法官，1831年托克维尔和同事博蒙不满于效忠路易菲利普，请假去美国考察监狱制度，归来后整理头绪埋头写作并于1835年出版巨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获得巨大成功，四年内再版了7次，托克维尔名声大振并于1841年入选法兰西院士，托克维尔没有留恋在学术研究中，希望作出“行动政治”，于1838年进入下议院，可是并没有如其学术地位一样做到议会领袖，只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中由路易·拿破仑任命下干了5个月的外交部长，后来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恢复帝制，托克维尔坚持抵抗被捕，其后因为肺结核与妻子到了法国南部，1856年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遗憾的是本书并没有写完，托克维尔的最后手稿只是写到了1787年，距离大革命还有两年，1858年因感染肺病重，次年死亡。
【主要内容】本书评价和分析了法国大革命，这是托克维尔一生都在思考的命题，在书中开始作者便预测本书会遭到左右两派的攻击，即批判旧制度也批判大革命，而在作者有生之年希望从大革命的费解的宿命中走出，按照作者的说法，写书距离1789年正好半个世纪，回看大革命后的社会要素再反思“不早也不晚”。作者通过调查和思索通过法国大革命的前期社会各元素得出以下结论：
一、从宗教文化方面大革命早期发生了攻击教会的事件，仿佛可以看出反宗教情绪一直伴随革命，不过这样的结论未免武断，事实上大革命反对的是一切含摄特权的旧事物，教士在法国具有特权并充当领主和税收代表，所以被狂暴而简单的革命一起捣毁，大革命只希望成立公民一个阶级。事实上宗教和民主社会是融洽的，宗教强大的生命力扎根于民主之心。而恰恰大革命具有宗教革命的形式，除了具有布道的前奏，在理论上也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特征，区别只是来世和今生的迥异。
二、在法律文化中，欧洲的法律体系也惊人的相似，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后的野蛮状态倒逼下，只有体系高深的罗马法才能改造社会并影响欧洲，在14世纪，英、德、法的法律原则十分相似，贵族、城市结构、乡村管理都十分雷同，可是到了18世纪，旧政体及贵族精神都逐渐衰亡，那么大革命的真正的成就是什么呢？不是无政府主义改变欧洲的生存方式，而是突发的、开门见山的、无顾虑的阉割了旧制度及伴生的民俗、感情、意识本该慢慢消亡的过程。大革命之前法国的司法、行政领域混乱不堪，国王无法命令法官便别出心裁，设立行政法庭并肆意扩大其管辖权，甚至没有涉及政府的案件也往往从普通法庭调离案件到御前会议和行政法庭，司法权有时候也涉足行政权，法庭制定规章使得权力运行混乱，“当法庭干预政府时，受害的是案件当事人，如果政府干预法庭，则会使人堕落兼具有奴性和革命性”。司法权的架空造成行政权的强大，各省大小事务都由官员监管，中央政府已经具有包揽一切的本能，高等法院曾经为了制约王权作出努力但不是对手，时代变迁出现新的需求，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灵活的行政政策不停的蚕食司法权的领域。司法制度改革也很混乱，撤掉一批法庭，增加一批法庭，申诉人甚至不知道案件的管辖，大家只熟悉在旧制度下处分纠纷反而对变革后制度无所适从。在主要法律修改之前，次一级法律执行中已经改革的混乱不堪,反看英国在第一次革命中，次一级司法、行政习惯没有改变，平稳过渡，所以避免了上下一起摇晃，社会基础非常稳定，动荡只在顶层。
三、从社会阶层来看，法国发生大革命并不是农民被残酷的剥削，恰好相反，相对于德意志农奴，法国农民更加自由，欧洲的封建制度在德国延续更加有力，领主们依然有强大的政治权利，事实上大革命以前法国通过继承法平等的分割遗产，独立和自由的小地产主已经出现，法国农民的人身依附性不强，不过贵族们放弃了政治权利同时也放弃了组织、协调、赈灾、济贫、处理行政和司法纠纷的义务，没有职责却享有经济特权会让有产者感到更加仇恨，“封建体制虽然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还是一种民事制度，而且是力量最强大的民事制度”。贵族失去了自己的荣耀，资产者获得社会地位，国民之间互相分割不能合作乃至互相仇视。这与英格兰社会阶层有明显分别，相比之下英格兰贵族体系更加开放并实际上摧毁了种姓制度，贵族和平民的通婚也常见，阶层之间能够互相合作和积极的管理公共事务，而法国自路易十四以来那讨厌的免税特权使得和其余国民之间划出了鸿沟，而非贵族跨过鸿沟的目的也是免税特权，这样的不平衡的社会结构折射不平衡的社会心理一直积累。法律承认经济上的特权使得中产阶层的人把热情集中的公务职务，通过买受官职获得政治上特权的保障，并将最弱势的政治经济待遇下移到普通平民和郊区农民。贵族分离资产者，资产者分离农民，农民分离贵族，在各自的阶层又分离为小团体，阶层之间互相仇视和不满。
四、从政治角度来看，后期评论家认为中央集权制是法国大革命后的结果的观点缺少历史观察的角度，中央集权的影子早就出现，御前会议影响最高法院的判决，出身一般的30位总督实质上行使整个法国的行政权，包括重要的税收权和征兵军事组织权，封建领主完全放弃贵族责任并蔑视行政职位。中央集权的强大伴随着城市自治权的丧失，路易十四为了财政收入多次买卖城市行政管理官员，摧毁了城市自治的荣耀和主动性，让城市失去了活力，农村教区也在总督的指使下形式化的选举，而基层的行政管理人对中央代表总督怨恨不已，被迫顺从总督并被暴力威慑，教区职务不再是殊荣，而是一种人人避之不及的负担。在整体环境下所有曾经的独立组织，城市、乡村、工厂、修道院、学校都在政府的管理下，无法自主处理事务，甚至节日的开幕都需要总督亲自主持，政府行使法国人民全面的监督权。这样的惯性使得大革命后的新政府把“中央集权作为功绩丝毫没有发现什么不妥”。中央集权造成事无巨细和低效率的运作模式，公务员的知识不足于驾驭他的权力，没有意义的报告和统计浪费了很多资源，行政行文像流水账一样没有文采又含糊不清。强大的中央集权希望控制媒体和社团方便一家独大，甚至对法规也是朝令夕改，公务员内部也不知道怎么执行，法律竟然悲哀地遭到执法者的蔑视，致此中央政府已经成为了整个法国社会的唯一动力，实现理想只有依靠国家，所以所有责任也应当有政府承担，哪怕是意外或者不可抗力。中央集权还有一个后果就是巴黎一枝独秀，中央集权像一个漩涡全力吸取外省的显贵、有产者和有才能者，外省虚弱只以巴黎马首是瞻，路易十五曾经多次下禁令制约巴黎的规模，可是也无法阻挡这个趋势。在独王的统治下各个省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在旧制度下中央集权也受到风俗、传统、宗教、司法的约束，但是强势的中央政府和“对于国王的爱”让政府、法院、教士等人对于自由的边界发生模糊的认知，谁也无法精准的判断，不过精英们分散化无法遏制这一趋势，而普通的平民则无法发出声音，这样的荣誉和自由是非常规的、扭曲的，比大革命后要更好或者更坏，资产阶级和贵族都抛弃了农民，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也逃离了乡村。
五、从法兰西民族文化特性上说法国人的文学天分为欧洲之最应该没有异议，不过不同于德国文人醉心于哲学，法国文人更希望将文学和社会结合起来探讨社会的起源、原始生活方式、公民政府的原初状态，虽说文人之间分歧不小，不过对于新的规则应代替旧规则能迅速达成共识，文人们不关注身边正在发生的实际，沉浸在“人人生来平等”的抽象性思想中，即不懂政治也未实际掌握行政经验，从没有掌握权力，却成了权威，在充满矛盾的社会基础之上构建了合理、简单的想象的乌托邦。最底层的平民遭到抛弃，没有信仰或者说信仰简单的乌托邦的构想，将基督教的信仰从内心拔去，用热情充满灵魂去摧垮宗教和法律两大基本点。大革命的准备工作是最有教养人做的，实施的却是最粗鲁的人，打破一切后却发现无政府主义和集权专政的残酷，信心大减后“对自由的热爱也苟延残喘”，这个时候继承者拿破仑来了，从废墟里找回了中央集权制度，而且是根本没有制约的中央集权，此后的法国哪怕再度换上了自由的门面，但也无济于事了，法兰西民族历史上的性格都具有多变性，一会要求自由，坚决反对压迫，一转眼又变得无比顺从，有伟大的天赋和计划，却做不了伟大的事业，只导致了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革命。
六、法国王室没有停止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步伐，在法国的高官眼里，要是想获得自由应当通过公共教育的形式培养国民的理性，使其自觉而非畏惧的服从国王，遵从司法，直白的说王室领导的政府改变人的思想来换取社会的自觉的稳定，甚至希望模仿亚洲的中国的皇帝亲耕礼，重视科举选拔，可是真实情况是当时中国政府是软弱和野蛮的。法国在路易十四时期国力达到巅峰，可是繁华并没有丰富人的思想，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一个诟病的政府，当它决定实施改革时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一边鼓励人们寻找财富，又设置障碍，将自己推向火坑。140年间人民从未参与过公共生活让精英同情又看不起底层人民，公众舆论将仇恨引向政府以至于在大革命的时期底层人民投身革命只是为了发泄怒火。其实从王权来说，也是希望改革的，但是不停反复，从路易十五到路易十六基本没有较大的进步，但是在毁损私有财产上却大步向前，造成政府长期债务。革命前阵时期，国家行政制度改革令人莫名其妙。旧制度体系下各种权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制约平衡，改革之后权力经过详细的划分，但权力之间只会碰撞，无法融合，而权力的形式只有集体权力。
【阅读心得】
托克维尔用优美而又精准的笔法描写了大革命前期的法国的整个社会、文化的变动，意在证明旧制度已经腐朽，人们之间的合作模式不应该再由封建领主或独王所主导，不过和马克思的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不同，托克维尔是从社会阶层组织“空心化”的角度来审视旧制度的瓦解的必然，从书中可以看到，大革命并不是法国政治的分水岭，也并非一般历史文献中描写的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中进步的中点，大革命后的中央集权的理念被拿破仑利用的更加娴熟，在革命之前都想摧毁旧的，却忘记怎么样建设新的，所以埋葬的东西死灰复燃，革命除了造成法国精英层重大的损失，并没有达到所谓美好的平等世界的目的，反而从此之后法兰西民族走上了独裁穷兵黩武的路上，太阳王领导下的欧洲第一强国至今没有再现。可悲的是社会结构“空心化”就是诞生在法国最繁荣的时代，王权压迫了封建领主，经过数轮改革，贵族已经没有政治上的权利，作为妥协王权承认其具有经济上的免税特权。可贵族的在社会管理上的收缩让曾经在其附庸下的平民直接面对没有统治大国经验的中央政府，行政效率的低下和自治能力的欠缺形成结构上的矛盾，而封建领主虽然在萎缩，但社会阶层文化意识仍然顽固，资产者和知识工人和贵族纷纷涌向城市，除了落魄的贵族，精英们只想迅速在帝国大城市中提升自己的地位获得既得利益，大家都抛弃了底层平民，尤其是最可怜并负担义务最多的郊区农民，法兰西这个民族的共同体开始瓦解，仇恨积蓄，于是大家都期待文人的“抽象的平等”，却想不到这天来的如此血腥。据不完全统计，法国大革命期间杀掉的自己国民有40万人，超过多年对外战争死亡的人数，而且被害大部分是法国的精英，包括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作者托克维尔的父母因为行刑期靠后才幸免于难，这一次前无古人的革命让所有的法国的有识之士震撼，一个思想上美好的社会蓝图映照到真实的世界怎么会是如此结果，路易十六作为改革派的皇帝竟然成了刀下之鬼，而这正是一个大国最繁荣并励志改革的时期，这怎么不让当下的国人深思。
对比上来看，中国和法国在地缘政治上具有相似性，都有大国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上的骄傲，在地缘政治上都曾有强大的岛屿国家作为对手，至今两国在国际外交上都强烈反对“单边主义”，历史上太阳王路易十四和同时代的千古一帝康熙皇帝通过传教士早已互相仰慕，所以在上世纪60年代法国作为意识形态对立的西方大国却和新中国率先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地理决定论”上看大陆的广袤使得中央集权在管理技术上成为可能，瞿同祖认为中华民族在周朝和春秋时代才是真正的封建社会，后期在法家的主导下大秦帝国相比于西方更早的打破了封建结构，历史从此东西分叉，中国成了全国文官向皇帝一人负责的皇权社会，致此“世界时间窗口”青睐了能集中资源的东方帝国，不过统一大面积帝国并非易事，中央政府不能事无巨细的管理，故而中国有“皇权不下县”的历史行政经验，费孝通认为中国本质上是乡土的，儒家通过“亲亲、尊尊”等礼文化，将公民的具体权利义务外包给家长权教导，家族成为了重要的基层社会结构，稳定了整个社会的基石，朝代谁来主持并不重要，可以说国民效忠的是位于神话和世俗中带有龙图腾的“天子”职位，重要的是土地的保有收益的稳定，乡土文化使得国民安于现状，害怕动乱，对土地静态收益的期待和安宁生活状态顶礼膜拜，大一统也就注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国的族长或乡村组织者类似于欧洲的小封建领主，对上承包税收任务，对内平衡家族成员的利益关系，不过从郡县之上，中华帝国绝不容许其他团体和个人染指政治权利，所谓“王国兴衰，集于皇帝一身”，立法、行政、司法、军事从属于中央集权，除非朝代没落，绝无封建大贵族生存空间，没有城市自治的历史，也就没有地方自治的期盼，所以在美籍汉学家费正清看来，中华民族是最能承受中央集权的存在。儒家文化的绝对强势也让中华民族丧失了宗教大面积沐浴的机会，大部分人的核心诉求仍是功利，道德律和荣誉感还有理性难以实质填充社会的空间，不得不承认，很多中国人一面高举道德的大旗，一面又只顾及自身私利的行为模式具有虚伪的倾向，故而发起经济、政治变革往往得不到较大范围的伦理和信仰的支持，良好的改革意图难以组织更好的合作模式，而往往形成利益上的“零和博弈”，也难怪总理感叹“触碰利益比触碰灵魂还难”，因为不少国人认为上述两者是共通和等值的，扪心自问，这的确是我们民族难以承受之重。
中法的异同让我们将眼光从书中带回到现实，现在的中国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华，不过乡村已经落寞，人才纷纷聚集于城市，财富差距拉大造成新的金字塔阶层成立，而现在阶层分离的标准为财富创造能力和信息知识摄入的机会和环境，因此阶层之间更难沟通，舆论自由的环境下有些浅薄的声音，“平等、自由”这异常复杂而又抽象的概念往往被急速轻易的灌输，迎合了大众的情绪化心理的需求，又因为有中央集权传统，国民已经养成了对于强大政府的依赖，一旦无法满足需求，往往情绪便指向政府和司法机关，“仇官”现象不断发生，家族瓦解为小家庭，村委会和居委会也不再积极地投入应当的热情，社会基层自治已经空心化，以海量的物业纠纷最为典型，大量的矛盾纠纷淹没了司法机关，从历史上看，中国国民只有在生存危机中才会发生暴力冲突，不过阶层断裂和仇视必然内耗民族的实力。托克维尔强调人们必须先懂得自由，才能理解平等，再切换到法国大革命前期的场景，让人熟稔和警醒。
亨利·梅因在《古代法》中指出改革性的社会的基本模式是“从身份到契约”，这是理解进步的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很好的角度，社会阶层之间沟通应付之于理性的权利义务的平衡，而不应当由附属身份占据既得利益抱团的小共同体来引导主流，阶层之间或阶层内部理当通过契约的形式互通、理解乃至宽容，不过做到这样并非容易，费孝通提出了中国人所特有的“差序格局”，几乎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配置从近到远，从重到轻的物质和情感资源，当然造成了以身份为纽带的小共同体的林立反而缺乏了公共领域的人文关怀，在信息发达的社会，更容易让社会阶层更加互相隔离、仇视。当然现在的中国不再是乡土的了，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城市文明的流程，不过站在历史的长河来看，从1840年到现在不到200年相比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只是一小段时间的延续，西方文化的冲击让精英们不停的预判历史之河的流向，吴晓波认为“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可能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和中央集权体制中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不过从经验上看习俗、传统的改变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却强而有力，可愈来愈快的世界让我们不得不抓紧调整，本书认为大革命就是过快的阉割了旧制度下的风俗，那么时间可能真的是我们的挑战。
我们不该错过托克维尔对司法的深刻概括，事实上1748年法国人孟德斯鸠已经出版了《论法的精神》，说明分权的宪政理论已经得到一定的认可，不过就在同一个时代强大的王权将行政诉讼从法院挪移到御前会议管辖，让司法权无法监督行政权，而权力无法真正互相制约更是大革命之后政体不断变更的渊薮，这让人想起苏力在《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所说“正义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像人民想象的那么大，起源似乎并不重要，制度实际发生的作用和意义并不因神圣而增加，也不因卑贱而减少。”作为专业的法律人士，容易迷恋法学体系的逻辑之美，推崇理性的设计和精准的概念而忽视制度在现实中真正的存在状态，法律文明在各个地区和各个时代都会与其他文化相融、伴生，托克维尔为了寻找答案在美国游学中仔细观察了美国的司法制度，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描述美国的法学家和法官们继承了优雅的贵族传统地位，用司法权的理性制约了多数人的暴力，又因为掌握了宪法解释权，再通过个案而不是粗糙的法条辩论来制约立法机关又不直接发生冲突，美国的政治审判是由众议院起诉公务员，只能先行免除其职务不能审判具体行为，再移交法院普通法庭审理，又方便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监督，使得美国的宪法始终保持平衡的实践。
到此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司法的进程，法律文明的主流并不是精英们理性设立的程式，而是每一次审判、执行给参与人和社会大众以及法律人自己留存的总体映像的积累，这让我想起本次司法改革的总目标，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所谓“感受”不外是对于司法布置的背景信息吸收消化来调动珍贵的理性思维的主观体验。我们也应当吸取法国“抽象平等”的教训，让公平和公正在每个案件中具体夯实，我们应当尽展才华和经验让法律上的真实逼近存在的真实，调和法律上的公正和现实中公正心理的落差，擅于用程序来消解矛盾，正如季卫东提出的“新程序主义”的主张，因为司法程序本身即有独立的价值，能限制恣意，引导理性并进行反思性整合，让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通过司法的理性对话、抗辩，伸张获得价值整合和心理疏导的机能。基层法官不能不顾法律文明的背景的迥异而自我封闭在法律的逻辑结构中，就像书中总结的经验一样，我们必须保持次一级权力运行缓慢的平衡，所以在这个快速的时代我们曾在精英化法官和平民化法官中踌躇；在能动司法和被动司法中踯躅；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中揆度。虽说中国不大可能发生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但我们必须在社会阶层文化剧烈变化中稳健地守卫，恰当的沟通乃至理性的教导，这当然不是简单的任务，但是每一个法官在具体案件中付出的辛劳而周全的服务会有回报，西方舶来的法律文明会因我们的大量的工作积累熨帖中华的习俗和传统，新的法律文明和更好的秩序总在不知不觉中诞生，正如社会学家郑也夫说的“文明是个副产品”，我想我们当下的做法是对的。
最后我想谈下选择本书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全员读书的倡议后，我也在考虑选择哪本书精读，忽然想起在诺曼底登陆60周年时，法国总统送给美国总统一本据说是伟大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所以知晓了作者的伟大。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值得一读的经典文献，排除作品的伟大，作者本人也是选择阅读的理由，托克维尔从小就是神童，对于书籍的阅读能力远超过同龄儿童，被文学批评家评论为具有“先思而后学”的能力，而其受到贵族教育使得其精准运用文字的水准无愧于法兰西院士的荣誉。而作者本人也曾任凡尔赛法院见习法官，和我们是同行，因为其父母差点在大革命中丧生，托克维尔一生都在思考法兰西民族的命运，托克维尔不满足学术理论，希望用“行动的政治”施展抱负并担任外交部部长，托克维尔自认为 “灵魂是高贵和诚实的”，而过分的高贵和诚实及完美主义事实上让托克维尔的自我怀疑并发神经性的忧郁，这让他在仕途上并不得意，从同一时代的人看来托克维尔是个“克制、高傲、刻薄、冷冰冰”的精英主义者，他的文字和他的人品一样诚实，正如其临死前时和妻子说“我没有信仰，就不会假装有，没有人能逼我欺骗自己，我要做自己”。
应该说在大师之中，托克维尔并没有产出一套精密的理论，他没有像洛克、卢梭一样提供一套启蒙理论，也没有像康德一样思索世界终极体系，精准的文笔不同黑格尔一样晦涩，而在同一时期的法国，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司汤达都以浪漫主义或者现实主义从文学的角度来让读者映射这个世界，而只有冰冷的托克维尔用冰冷的文字穿梭于宏大的概念和世俗情形之间，用一把剔骨钢刀直面解构复杂的思想和现实。泰晤士报曾经将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梅因三位并列，作为法律人一般阅读过《论法的精神》和《古代法》，我们又怎能错过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的书在美国长期影响很大，在中国却没有广为流行，直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同志在党内推荐，方才洛阳纸贵，研讨激烈，这说明当下的中国需要托克维尔冰冷的文字，伟大的著作能穿越时光而不褪色，把《论美国的民主》和本书一起阅读更让人在发达的思维中反思和警醒，仿佛能看到一个诚实的顶尖学者站在没有时光消逝的永恒中，用冰冷的眼光看着我们。
作者：汪国强（繁昌县法院执行局法官）